原標題：“守財奴”是怎樣煉成的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

19世紀30年代，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巴爾扎克在其名著《歐也妮·葛朗臺》中這樣描寫他的主人公。這也成為當年的人們關于“守財奴”最基本的印象。

時光穿越近兩個世紀，打開國門、接軌國際的中國人紛紛涌向北上廣深等大都市，追尋著夢想。但讓他們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財富在增長，手里的錢包卻不得不攥得更緊。

“沒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錢袋子，更能帶來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農民工說。在工資漲幅跑不過CPI的今天，選擇做一個“守財奴”，或許是老百姓最現實、最樸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選擇。

“拉動內需、刺激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卻依然緊捂錢包。

今天的中國人，難道都是“守財奴”？都樂意做“守財奴”？是什么粉碎了他們花錢的欲望？

什么時候，中國人才可以無所顧忌地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

中國式“守財”

居高不下的物價、房價綁架了當代人的消費力，那種“一擲千金”的瀟灑與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劇里聊以自慰了。

掐指一算，李眉已經有5個年頭沒有回老家過年了。5年，連她自己都嚇了一跳。

所謂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東，而是丈夫的家鄉——湖南湘鄉一個偏僻的村莊。

“不是不想回去，實在是回去一趟開銷太大。來回車票、各處送禮、請客、壓歲錢，加上給父母的錢，一個月的工資就沒有了。孩子還小，南方沒有暖氣，萬一凍病了，又是一筆開銷。”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李眉成了“恐歸族”。在農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許有點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寧可被誤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錢袋子”。

“我老公經常笑我是‘守財奴’，難道我真成‘守財奴’了嗎？”李眉笑了笑，“生活在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錢。”

不敢花錢的不只是李眉。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紀90年代初，居民儲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國儲蓄率更是高達51%。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在2012年的調查中，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來一年增加家庭消費，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一比例較2011年同期調查的數據（52.4%）有進一步提升。

在物質豐富、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的今天，為什么普通百姓越來越不敢花錢，人人甘當起“守財奴”呢？

一個家庭的流水賬

電視劇《蝸居》中的郭海萍曾算過一筆賬：“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度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

這樣的數字也時常蹦出李眉的腦海。作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在讀博士，雖然學的是文科，但她對數字非常敏感。這一優點遺傳自母親。

自從2006年在北京海淀區清河附近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李眉便將孀居的母親接來同住，幫忙打點家務。母親有兩個賬本，一本放在寫字臺抽屜里，一本記在心上。

談起30多年前的消費情況，李眉母親搬出了心中的賬本：“那時候物價便宜啊，肉才一塊多一斤，米才兩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個月工資加起來100多塊錢，光一家四口吃飯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資，除去人情往來、兩個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錢，就所剩無幾了。

“那會兒存不住錢，大家都窮，有點余錢早被親戚朋友借走了，哪里還用去銀行？”

李母告訴《民生周刊》記者，她記憶中過得最豐盛的春節是在1987年。當時夫妻二人的工資已經漲到了200多元，那次過年不僅購買了酒、肉、魚、面等各種必備食品，一家四口還做了新衣裳，給兩個女兒買了鞭炮、發了紅包。一個月的工資花得干干凈凈。

“一直到1988年，吃飯、穿衣、孩子的學費基本占了每月開銷的絕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從單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樓里搬了出來，在小縣城的郊區買了一塊地皮，蓋起一座兩層小洋樓。

“買地皮和辦手續花了6000多元，各種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錢，大概用了一萬多元吧。那時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錢是找親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沒怎么裝修，還債還了兩年，哪像現在啊，一輩子就供個房子。”

老太太一邊嘆息，一邊翻開了抽屜里的賬本。這個賬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學的第三年。當時李眉父母的工資加起來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開支明細中這樣寫道：“給兩個女兒匯款800元，花生油62元，繳納電話費42.7元，買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計969.2元。”

老人說，從2002年到2012年十年間，每年過年的花費幾乎漲了10倍，但工資的漲幅卻遠遠跟不上這個速度。“就像龜兔賽跑，工資哪有房價跑得快啊。”

“對于我們那一代，吃飽、穿暖就是最大的開銷，可是現在不行了，供房、供車、培養孩子、老人看病……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手頭沒有點存款，連病都生不起。”老人翻著這十年的賬本，感慨良多。

“花錢有理，省錢無罪”

2006年，李眉結婚一年后決定在北京買房。得知這一消息，李眉的母親拿出老伴生前幾乎所有的積蓄，給女兒付了首付。

盡管從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卻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慶幸——幸虧買得早，2008年奧運會后，北京房價就開始飛漲。“清河的房價現在已漲至2萬多元每平米，我們買的時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嚇人。”

也就是從那時起，李眉不愿回老家過年了。“婆婆打電話來總是哭窮。一次說要翻修老家的豬圈，需要兩萬元，老公背著我偷偷寄了3萬塊錢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盡管事后李眉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但她依然覺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為了這個家么？銀行卡里沒有余錢，我就覺得沒有安全感。”

2009年兒子出生后，李眉辭職當起了全職媽媽，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釋說，“學歷史工作不好找，讀完三年博士，也許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這一舉動雖然獲得了丈夫的認可，卻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滿。

面對并不明朗的就業前景，李眉沒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錢袋子”捂得更緊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此精打細算是不是太過俗氣。但在她看來，“花錢有理，省錢無罪”，生活是需要細水長流的，不是一場電影《泰囧》，看過、笑過也就散了。

小說《儒林外史》中，嚴監生臨死前不肯點兩莖燈草的故事人人皆知。這個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來減少開支的“守財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舊參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須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覺得自己也有點自虐，“結婚后我沒有做過一次頭發，沒去過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貸，20年還清，我女婿一個月工資12000元，房貸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錢還要吃飯、穿衣、養孩子，可不敢亂花。”母親算得十分清楚，對于博士期間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補助的李眉來說，經濟上的壓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親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資，養老似乎不成問題，但她的公公婆婆卻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如今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年紀。“所以現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動的消費

李眉的母親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雖已退休，卻是耳聰目明，對時事十分關心。“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些新聞聯播里經常出現的語句對她來說并不陌生，“說了有十來年了吧，現在還一直在強調。”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國家政策開始有意識地拉動內需，將家電產業培育為第一個消費熱點。當時，電視機銷售進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帶動家電消費市場的主力。

然而，專家漸漸發現，家電并沒有使中國人的消費欲望繼續膨脹下去，國民儲蓄的熱情反而愈加強烈。

與儲蓄率上升相對的，是最終消費率的連年下降。經濟學家鄭新立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十二五”時期，居民消費率即使再提高10個百分點，仍低于30年前國內的消費水平。

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真的成了“守財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還是迫于“柴米油鹽醬醋茶”外加“房子車子孩子”的現實壓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楊暢怡說，“哪天一旦失業，如果沒有存款，我在北京連一個月都堅持不住。”

身為國內某知名搜索網站的一名網頁設計師，楊暢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萬元之間。在她看來，這個收入只夠維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還遠到不了肆意消費的程度。

“尤其是買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楊暢怡坦言，“遠在鄉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結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給孩子提供一個好的成長環境。”

“養一個孩子到他大學畢業，至少需要花費50—130萬元。如果還要海外留學，沒有200萬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楊暢怡感慨。

李眉也認為，借助文化傳統之類的說辭，只能為中國人的“不敢花錢”做出牽強的解釋。居高不下的物價、房價綁架了當代人的消費力，那種“一擲千金”的瀟灑與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劇里聊以自慰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人口結構決定我國正進入一個儲蓄的高峰階段。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高額醫療、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數老百姓都在進行一種預期性的儲蓄，這與人們的不安全感有直接關系。

“你別無選擇”

作為國內專門研究投資和消費的經濟學者，早在十多年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楊思群就發現了中國儲蓄高增長的反常現象。

據他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國過去幾年的實際利率（剔除通貨膨脹率后，儲戶或投資者得到利息回報的真實利率）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特別是2000年之后，很多時候都是負數的。這說明受通貨膨脹影響，國民的購買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儲蓄的投資收益并不理想。

“然而，許多經濟數據顯示，居民的儲蓄卻在不斷增加。”楊思群解釋，按照經濟學的普遍規律，當利息率較低時，居民儲蓄率應該呈下降趨勢，因為相比儲蓄，人們更愿意去消費、去投資，來獲取其它的利潤收益。

對于這一現象，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一書中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家庭已經達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國內又缺乏其它合適的投資項目。所以當儲蓄實際回報下降時，居民只有從現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錢用于儲蓄。

陳道富也認為，從居民的消費動機來看，老百姓對投資渠道的認識相對狹窄，現金儲蓄、投資房產是處理余錢僅有的幾種方式，這些因素都制約著居民消費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數用于購買基金外，絕大多數存入了銀行。”學計算機專業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萬元左右。在他看來，如要在收益與穩定之間做出選擇，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為收益就意味著風險，投資隨時都會失敗，最后血本無歸。”

對于這一點，李眉的母親感觸更深。李眉的父親在世時，夫妻二人工資存款共結余20多萬元，“基本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攢下來的。”將這筆錢存在銀行里，李眉母親覺得很不劃算，“物價一天天高漲，錢越來越貶值，又沒有別的投資渠道，所以我總是催著她們姐妹倆早點買房。”

一次，通過一個要好朋友介紹，李眉的父親以民間借貸的方式將10萬元存款借給了山東本地一個食品加工行業的老板，借期為1年。雖然每月可以按時拿到600元高額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過得極其忐忑，“生怕這10萬塊錢打了水漂，這可是我們給孩子存的買房錢啊。”到期后，盡管對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并將利息開得更高，李眉的父母還是委婉地拒絕了。

也有親戚朋友鼓動李眉的母親炒股，或是購買基金，但身邊時常涌現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經歷，讓她不寒而栗。“還是把錢存在銀行里踏實，此外別無選擇。”

直到2006年，李眉將母親的存款取了出來，用兩代人共同的積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時也承擔起為母親養老的重擔。

對于這一點，李眉不是很擔心，畢竟母親每個月都有退休金。她擔心的是兒子未來的成長支出，那是壓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讓她即使在睡夢中也不敢松懈，“有一天會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李眉說。